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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追究“讨股份”官员违纪责任

　　谁来追究“讨股份”官员违纪责任

    为免党内处分 让朋友挂名持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原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的工程部部长朱正林，在职时，向市纪委写了份检查，称自己与某家公司没关系。而退休后，他却将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自己占有60%股权。

　　对于此前的检查，他坦言是“为规避党纪处分，做出的虚假陈述”。2014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朱正林占有涉事公司60%的股权。

　　其合作伙伴王丽娜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该案的被告之一，她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998年，两人成立北京金泰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朱正林。1999年，朱正林进入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后任工程部部长。

　　2001年，金泰成公司新注册成立“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朱就与朋友付国强签订挂名协议，让付做法定代理股东，付国强持股60%。

　　退休后主张占股 法院判其胜诉

　　2006年3月，由于达坤公司的一处房地产项目，朱正林给市纪委写了份检查。他在检查中称，自己在法律上与达坤公司并无任何关系，根本不存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

　　然而，这位此前一直试图撇清与达坤公司关系的朱正林，在一份民事起诉状中极力主张自己实际占有达坤公司60%的股权。

　　但记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不准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朱正林违反党规党纪的证据是否会影响法院判案?为此，《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律人士。

　　律师说法　公司法对自然人担任股东无禁止性规定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叶文波律师表示，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依照的“法律”有宪法、基本法和普通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等。

　　在这次的案件中，法院裁判主要适用的是普通法—《公司法》。

　　北京市中勉律师事务所黄莉凌律师表示，我国《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案件中，朱正林与付国强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且《公司法》也没有对自然人担任股东的条件有相关禁止性规定，因此，法院判定协议有效，朱正林应该持有60%的股权。

　　党规不作为法院判案依据

　　法院在判决时，是否会参考党规党纪的相关规定呢?叶文波律师表示，党规党纪是治党的根本，只对党员产生约束力，但并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约束效力，因此党规党纪并不是法院裁判的依据。

　　实际上，我国“党规党纪”对党员道德、政治层面的要求远远超过了法律对一般社会成员的要求。

　　党规党纪和法律两者的约束对象虽然有交叉，但是根本不同。

　　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青山律师表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能引用党纪党规裁判案件。这既是党政分开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王丽娜是否可以拿这份检查当做证据?三位律师均表示，在诉讼程序中，证据需要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才能作为案件的有效证据使用和采信。若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以朱正林写过的检查作为证据来为自己辩驳，其认为并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诉讼效果。

　　可到市纪委举报其违纪责任

　　黄莉凌律师表示，虽然法院判决不依据党规党纪，但朱正林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尽管已经退休，对于其任职期间的违纪行为，仍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

　　李青山律师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得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朱正林的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

　　李青山律师表示，对于朱正林在职期间为规避党规党纪，做出虚假陈述的行为，王丽娜或是付国强都可以拿着这份检查向市纪委举报，让纪检部门介入进行调查，以此来追究朱正林的责任。

　　观点

　　国法和党纪并行不悖

　　黄莉凌律师表示，纪律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违法与违纪这两种行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违纪跟违法在适用范围、强制力、制裁方法等方面都是有轻重之分;违纪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一定是违纪行为。

　　叶文波律师称，关于党纪和国家法律的问题如何衔接，党纪仅仅是从道德和纪律层面约束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如果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来调整这种行为，就只能给予相应的党纪处罚，而不能通过更为严厉的法律来处罚。

　　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也不存在衔接的问题，罪罚其当的立法本意就是要处罚适当，而不能混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