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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5

五、刑讯逼供问题

      如何解决刑讯逼供问题,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刑讯逼供问题不用多说,它的现状、危害,大家都耳熟能详。要解决中国的刑讯逼供问题,立法者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准备在刑诉法修改中采用一些方案:

      (一)增加侦查讯问过程的公开度、透明度 增加侦查讯问过程的公开度、透明度的问题目前已经得到高度重视。刚才已经讲过,让律师在讯问过程中在场,整个讯问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开始实行这样的改革。同步录音、录像真要搞的话,相信对治理刑讯逼供有好处,关键是要同步,不能有遗漏。世界上采用同步录音、录像最早的是英国,英国在1994年由国会通过法律,是一项关于录音、录像的实施法。这个法律规定,警察讯问在2000年前一律录音,在2000年以后一律录像,要同步。产品制造商专门为英国侦查机关提供了一套特殊的录音录像设备,其背后有一个数字记录,一个录像带大概有几十万个数字。一般来说,有两套录像带同步录,讯问一开始,录像带马上就开始记录。录完以后,一式两份,要由预审法官、律师、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签字。一份交给法官封存,一份保留在警察手中制作讯问笔录。如果将来在法庭发生争议,比如被告人说被刑讯逼供了,或者录像带被剪辑了,则立即调用法院保存的那份,两个录像带进行核对,只要有剪辑,即推定发生刑讯逼供。英国还构建了几个制度,其中一个制度是英国内政部往英国43个警察局派羁押官。羁押官的警衔相当于当地警察局的副局长,其工资、薪水、福利等都由伦敦警察总部领取。他的家庭在伦敦,人在派驻地工作,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的保姆”。讯问时由羁押官本人聘请录音录像师,而不是由当地警察局聘请,这样保证了录音录像师的中立性。现在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都在开始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如果能够真正落实,我认为是一个解决刑讯逼供的重大举措。但如果不是同步、是有选择的,我想是没有意义的。

     (二)确立沉默权 沉默权是最近五、六年来一个很热的问题,学界很热,但司法界很冷。学者大都认为只要确立沉默权,刑讯逼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现在看来不是。第一,确立沉默权以后,律师不在场谁来保护嫌疑人? 即便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变相长时间讯问,依然是个问题。考察西方的沉默权制度我们会发现,沉默权的本意是嫌疑人有权随时中止讯问,一旦沉默,就不能再讯问。这条在中国看来是做不到的。第二,沉默权在中国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冲突。有一句谚语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行使权利而遭受惩罚。如果因为行使权利而付出代价,那就不是权利了。沉默权的确立,跟这个深深地根植在中国本土司法传统的政策相冲突。实践中,中国本土的司法传统和西方的概念之间出现了深深的矛盾,结果把很多法律制度架空了,这就是引入中国的很多西方制度效果不佳的原因。第三,沉默权确立以后,一旦被侵犯,怎么救济? 现在很多人认为确立沉默权就可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我看没有那么乐观。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一,把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也就是“毒树之果”原则。违反法律、违反宪法的侦查犹如毒树,而非法刑讯逼供、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就是“毒树之果”,对此应严格排除。西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刑诉法解释》第61条也有类似制度,但实践中实施不了。所以,现在要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要排除。

     第二,涉及到刑讯逼供、非法侦查行为等问题时法院要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实际上,法院审查刑讯逼供问题等于构建一个独立的诉讼。我们都知道检察官指控被告人有罪,检察官是控方,被告人是辩方,审判的对象是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实体审。如果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受到非法侦查的对待,要求排除非法证据,这个时候被告人就变成了程序上的原告,控告程序违法,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实施了非法侦查行为的警察、检察官就成了程序上的被告;诉讼标的和客体变成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于是就等于在现有的诉讼中构建了一个新的诉讼,我们称为程序诉讼。

    第三,排除过程中必须构建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要明确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在取证方面非常困难,要求被告人承担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很不公平,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定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认为应该谁主张谁承担举证责任。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被告人只要能证明自己可能受到刑讯逼供,就满足了这个证明标准,然后应由检察官来举证,否定不了就是刑讯逼供。两种观点尖锐对立。2001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只要被告人提出证据是非法得来的而检察官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就推定为证据是非法得来的。德国法律规定只要是有刑讯逼供迹象,控方就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没有刑讯逼供,检察官要主动调查刑讯逼供。德国法律强调,即使被告人不主动提醒,法官发现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也要依职权主义主动调查。可见各国对此都很重视,而我们国家现在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很多人主张,应确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两点反思

     第一,酷刑定义问题。解决刑讯逼供最大的困难是酷刑的定义。中国的酷刑定义跟国际不接轨。1984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该公约认定酷刑标准是:任何让人的肉体产生疼痛或者人的精神产生痛苦的非法手段,都叫酷刑。根据这一定义,目前有两种情况在联合国公约里已经规定为酷刑,但在中国却依然不认为是酷刑:长时间不让睡眠;剥夺人正常的生理需要,让人产生痛苦。

     第二,体制问题。刑讯逼供的解决,受制于中国公检法的关系,跟体制有关。要想解决刑讯逼供,必须给法院独立的裁判权,可以对公安机关、检察院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保证法院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宣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也能宣告非法侦查行为的无效,这样才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