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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逮捕制度批判2

二、该制度难以避免逮捕适用的扩大化和超期羁押现象

　　（一）如何界定“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根据《质量标准》的规定，我国逮捕条件中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包括“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普通逮捕）和“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基本构成犯罪”（附条件逮捕）两个层面。附条件逮捕的证据要求之所以不同于普通逮捕对证据的要求，就在于：附条件逮捕中“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做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允许证据有所欠缺，但是要求有进一步取得定罪所欠缺证据的可能为前提条件。这里能否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时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是一种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的依据何在？由于《质量标准》中无法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就难以避免作出随意性扩张解释。[17]

　　（二）“重大案件”的范围如何限定？《质量标准》没有规定重大案件的范围。有的认为，重大案件的刑期标准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18]有的认为，重大案件的刑期标准应为“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而有的则认为，对“重大案件”的范围不宜做过分严格的限制，罪名上可以扩展到一般刑事犯罪，在影响范围上应当以本地区、本辖区影响重大为标准。[20]如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制定的《附条件逮捕实施办法》规定，附条件逮捕适用范围包括四项：1、涉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刑事犯罪的；2、涉嫌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3、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4、其他罪行严重的。重大案件范围的不确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各行其是。

　　（三）如何掌握撤销批准逮捕决定的时间？根据《质量标准》第4条第3项规定，一旦附条件逮捕的案件，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尽管有的实务部门的同志也认为，“附条件批准逮捕是特殊情况下的批捕，其风险程度加大，侵害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可能性也增大，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检察机关只能撤销批准逮捕决定，不能延长侦查羁押期，如果对此类案件延长侦查羁押期，可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更大的伤害。”[21]但由于所谓“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上述观点就难以被认同和严格执行。从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来看，一般羁押期限可达2个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4、126、127条的规定，延长羁押期限可达7个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的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由于这类案件都是“重大案件”，一般都符合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所以《质量标准》所规定的“附条件逮捕的案件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是难以有效制约审查批捕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实证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2006年至2007年共附条件逮捕总数为102人。“该102名犯罪嫌疑人，附条件逮捕后2个月内侦查终结的不多；大多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126条、127条之规定，延长了一次、二次、三次侦查羁押期限不等。这种长期羁押现象，并非附条件逮捕之专有，但显然附条件逮捕案件更有补充侦查之需要。”[22]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行，只能加剧隐形超期羁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