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波律师网

刑事既判力相关范畴之比较4

四、既判力的国际标准 既判力在各国规定差别很大，但又有一些发挥近似甚至相同功能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精神。在国际社会，如何协调这些差异，制定具有普遍意义的既判力国际标准，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适用既判力的相关制度，实现对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即着手制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也着手起草《欧洲人权公约》(ECHR)。涉及既判力问题的主要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和《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第4条。我国虽然不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但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欧洲委员会在制定公约方面紧密合作，而且欧洲委员会部分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草案，因此，在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行考察时，应当参考《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32)第14条第7项不仅适用于无罪判决，也适用于有罪判决的重开审判。仅从字面意思上看，如果在常规的起诉程序结束后发现新证据或者程序错误，公约并不允许上诉法院取消有罪判决并且决定重新审判案件。然而，从对公约第14条第7项的评论(General Comment)来看，负责解释公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示，由于例外情形而重开审判并不违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人权委员会区别了“继续”(resumption)审判和“重开”(retrial)审判的不同，认为继续审判是公约第14条第7项所允许的，而重开审判则被明令禁止。(33) 这一区分被《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第4条(2)所明确规定。(34)当欧洲人权公约于1950年起草时，其签署国并没有明确提及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其早期的判例法中，委员会关于第6条公正审判的条款中是否暗含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问题还没有定论。在1970年的X诉澳大利亚案中，公约委员会适用了公正审判条款的暗含之意。指出，对于本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如果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可以找到类似规定，则可以适用本公约的暗含之意。(35)然而，在1984年，委员会在德国的案件中宣布，公约没有明示或者暗示地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久以后，在1984年11月22日，就公布了可供各签约国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对于签署该议定书的缔约国而言，该议定书自1988年11月1日起生效。

    《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第4条规定，(1)如果已经一国刑事司法程序被最终定罪或者开释的人，不得因同一罪名在该国经刑事程序被审判或者惩罚。(2)前述规定并不禁止在出现可能影响判决结果的新证据、新事实，或者司法程序的根本错误时，依据一国的刑事司法程序对案件重新审判。(3)不得根据本公约第15条对本条进行任何减损。(36)可以看出，该议定书第4条明确规定了单方面约束公诉机关或者自诉人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但是，该条第2项允许在出现可能影响判决结果的新证据、新事实，或者司法程序的根本错误时，根据国内法重开审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既判力的国际标准可以大致概括为：(1)在存在最终的有罪或者无罪判决的情况下，既判力产生约束后来就同一罪名进行起诉或者审判的效果。(2)在法院管辖权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开审判。(37)

注释: ①［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4页。 ②陈瑞华教授指出，大陆法更多的是从法院判决的确定力、权威性以及法的安定性等方面，来论证“一事不再理”的正当性；而英美法则从防止被告人受到双重追诉这一人权保障的角度，来阐明“一事不再理”的意义。如果从两大法系不同法律观念和执法背景等角度理解，陈瑞华教授的论述无疑揭示了既判力原则在不同法系国家的侧重点。但是，这里的一事不再理只是一种诉讼现象，与本文所探析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③［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7页。 ④皮特·R·巴尼特：《既判力、禁反言及外国的判决》(Peter R. Barnett: RES JUDICATA, ESTOPPEL, AND FOREIGN JUDG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 ⑤布赖恩·A·加纳：《布莱克法律词典》[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 Thomson West2004, p.1337.] ⑥同注⑤引书，第1337页。 ⑦同注④引书，第8页。 ⑧［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7页。 ⑨［德］克劳斯·罗科信：《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542页。 ⑩［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84页。 (11)同注⑧引书，第878页。 (12)同注⑨引书，第543-544页。 (13)同注⑩引书，第284页。又，我国台湾地区受到德国和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因而也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参见黄东熊、吴景芳：《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475页。 (14)同注⑧引书，第877-880页。 (15)同注⑨引书，第544页。 (16)［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7)［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18)耶鲁·卡明撒，韦恩·R·拉斐夫，杰罗尔德·H·以斯列：《现代刑事诉讼程序》(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West Publishing Co. 1980, p.1462.) (19)［英］《禁止双重危险：咨询报告》(Double Jeopardy: A Consultation Paper, The Law Commission Consultation Paper No. 156, p.11.) (20)Rogers(1994) 181 CLR 251; Pearce[1998] HCA 57. (21)U.S. v. Halper, 490 U.S. 435, 440(1989). (22)同注18引书，第1462页。 (23)Ashe v. Swenson, 397 U.S. 436(1970). (24)罗伯特·C·卡萨德，凯文·M·克勒蒙：《既判力》。(Robert C. Casad, Kevin M. Clermont: RES JUDICAT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1, p.22-23.) (25)同注(16)引书，第303页。 (26)曼弗雷德·诺瓦克：《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评论》。(Manfred Nowak, U.N.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 Commentary, N.P. Engel, Publisher: Kehl, 1993, p.272.) (27)克里斯廷·范德·威甘特，汤姆·翁奇纳：《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特赦的相关问题》。(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Tom Ongena, Ne Bis in Idem Principle, Including the Issue of Amnesty,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Volume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05-706.) (28)同注(24)引书，p.5-6. (29)Cf. U.S. v. Oppenheimer, 242 U. S. 85, 87(1916). (30)《霍尔斯伯里法令引证》，(Halsbury Laws of England, 14th edition, London 1990, vol. 11(2), para 970.) (31)弗里德里克·托普勒：《既判力的相关问题》，(Friedrich Toepel: The Problem of Res Judicata, Vorgesehen für ARSP 2003 Beiheft, Bonn.) (3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原文如下：No one shall be liable to be tried or punished again for an offence for which he has already been finally convicted or acqu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penal procedure of each country. (33)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对该公约的批准也将被纳入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研究该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公约、条约中关于既判力的标准，对于借鉴既判力的相关制度，在中国进行以国际公约为指向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改革非常必要。至于如何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承认既判力，并体现为相应的法律规范，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34)同注(19)，第18页。 (35)X v. Austria(1970)35 CD 151. (36)《欧洲人权公约》第七议定书第4条原文如下：(1) No one shall be liable to be tried or punished agai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ame State for an offence for which he has already been finally acquitted or convi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penal procedure of that State. (2)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not prevent the reopening of the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penal procedure of the State concerned, if there is evidence of new or newly discovered facts, or if ther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defect in the previous proceedings, which could affect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3) No derogation from this Article shall be made under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37)英国法律委员会在其起草的报告中提出，《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第4条第2款只规定了在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重开审判。这一重开审判与起诉方的上诉程序不同。起诉方的上诉是在裁判获得既判力之前的常规诉讼程序。重开审判则是裁判获得既决力之后的特殊程序。而且，由检察机关作出的重新起诉的决定不在该款规定范围内。这一观点可能暗含在“重开”的意义里，以区别于另一新的起诉。参见注(19)，第17页。

出处:《比较法研究》2008年3期

       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