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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

　　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

　　我国刑事证据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原有的证明标准之中，是从过去注重外在的、客观化的证明要求走向重视裁判者内心确信程度的重要立法尝试。这种立法尝试既不是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简单解释，也不是要降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而是从裁判者主观认识的角度重新确立裁判者作出有罪裁判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刑事证据法尽管仍然保留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形式化证明要求，但其内核已经被“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取代。

　　以主观上的“排除合理怀疑”来取代客观层面上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并不属于立法者的随性而为，而有着深刻的原因和意义。一般说来，我国原有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将法官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强调到“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地步，使其变成一种理想的、抽象的证明目标，而失去了设定认识案件事实之尺度的意义。更何况，以一种外在的、客观的证明要求来对法官的事实裁判活动进行审查，也不具有最起码的可操作性，容易造成不同法官认识上的混乱。相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注重从内心确信程度方面来衡量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并根据是否存在“合理怀疑”来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定，这显然要比那种动辄强调“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等抽象目标的原有证明标准更为科学和合理。尽管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可能存在界定上的困难，但是，对于 “合理怀疑”的内涵和形式，人们只要诉诸于经验、理性和良心，就不难达成共识。

　　当然，我国刑事证据法目前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而对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事证据法对于何谓“证据确实、充分”却设立了越来越具体的标准，这些法定标准可以包括“证据相互印证”、“间接证据形成证明体系”、“直接证据得到补强”、“结论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等方面。要使得“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落地生根，在司法实践中被成功“激活”，就要将这一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真正地加以融合。其中，将“合理怀疑”的标准与 “证据不足”的表现形式进行适度的“嫁接”，可能是这种融合的有益尝试。为避免法官滥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法律除了要为其设定可操作的内在要素以外，还应构建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其中，确保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正当性，是这种外部机制的主要内容。